兄长老何

这是《漂泊是另一种星辰大海》的第四篇(4/100)。

2019年我去参加NAB 面试之前，专门跟老何吃过一次兰州拉面，想听听他对 NAB 的看法。当时我们都说，去 NAB 必须得找“老何开光”。

他年纪比我们大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不急不躁，让人觉得心里稳当。

跟语言斗

2012 年 9 月 19 日，不惑之年的老何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大连起飞，落地悉尼。第一天，他就觉得自己像个哑巴。别人说话，他听不懂；轮到他说，别人更听不懂。出租车司机问了几句闲话，他只能点头笑。超市结账，收银员问要不要袋子，他愣在那儿，后面的人开始催促。

其实他雅思考试成绩并不差，但那是靠“把英语当数学学”的。语法、逻辑题都能解，可一旦面对真实对话，他依旧是个哑巴。

第二周，他逼自己去教堂的英语角。坐在长椅上，他竖着耳朵听别人聊天，努力捕捉几个单词。想插一句，却常常卡住，最后干脆沉默。回到家，他和妻子约好尽量用英语交流。妻子纠正他的发音，他一遍遍重复，像学生一样。

10 月，他去上 Skillmax 培训课。第一次听老师讲，大半都听不懂。和同学们相比，他是最慢的。有人已经开始面试，他还在改简历。他心里清楚，贸然投简历只会碰壁，不如先把语言练出来。

11 月，他报名参加悉尼机场的应急演习。集合点走错，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大厅里，不知所措。进入会议室后，工作人员宣布飞机迫降，有人受伤，他只听懂了几个单词，全靠旁边的义工解释。整整一个下午，他稀里糊涂走完流程。

演习结束后，有人递给他一份实习协议。四页纸，写满了约束志愿者的义务，却没有一条写公司要承担的责任。他盯着那几行字，心里一沉，第一次在澳洲说出了 Refuse。声音有点抖，手心冒汗，但还是说出来了。

那一年，他常觉得自己像空气。英语角里，他只能点头附和；简历上写着国内二十年的经历，在这里却不值分文。

九月十八日

2013 年 9 月 18 日，马上就要登陆一周年。那天，他从墨尔本飞回悉尼，拖着行李走出电梯。到家门口就十米的距离，老何正掏出钥匙开门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Accenture的HR发邮件问Work Permit。

这一刻，他等了整整一年。

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十点，他刚在墨尔本完成最后一轮面试。能接到 Accenture 的面试，他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 HR 在大连，最开始通知面试的电话也是从大连打过来的。

前面的面试都算顺利，最后这一轮相当于走个流程，最重要的还是他接受了朋友的强烈建议，去墨尔本面对面参加最后一轮面试。

收到正式offer的时候，他整个人还有点懵，七万六的 package，不算高，但这是第一份正式的 IT 工作。公司在墨尔本，附带三千澳元搬家的费用，这在当时的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

他在家门口站了很久，整整一年时间，在他差点放弃的时候，机会来了，而他也抓住了这难得的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机会就足够了。

然而真正走进项目，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刚上项目一个多月，他的经理对他说过一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：“Eric, you made me nervous.” 当时因为没听清楚指令，他误操作覆盖了环境文档，整个环境挂了。自己已经够紧张了，结果连经理也被他带着一起紧张。

2014 年 5 月底，入职还不到 9 个月，他的主管把他叫去单独谈话，告诉他项目组对他反馈不好，要提前让他退出项目。但在最后两周里，要求他把一套现有的PowerShell脚本移植。

那一夜，他几乎没怎么睡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去找主管，希望主管以职业顾问的身份给他建议。

主管很直接：你技术没问题，但你很少问问题，从不澄清需求，分不清轻重缓急，总按自己的猜测去做。如果你能先确认范围(scope)，再把任务排优先级，以你的技术能力完成任务不难。

这番话是穿透乌云的一道光。接下来的两周，主管正好休假，他开始频繁提问，邮件确认，每天下班前汇报进度。最终，他完成了主要任务，还特别注明哪些部分因为依赖别人没法完成。

一个多月后，主管回来告诉他：脚本运行得很好。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还多次去向主管请教。

这件事让他第一次真正明白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技术只是基础，虽然技术咱没有怕的，但能不能活下去，要靠沟通、靠确认、靠把事情说清楚。

那几年，他也在不断学习，靠一张张证书为自己增加底气。

跟 Cloud 斗

2014 年初到 2015 年中，他几乎把能考的证书都考了一遍：Cisco CCNA、CCNP DC、NetApp Storage Admin……可现实是，这些在传统IT Infra领域的证书，并没有带来多少机会。市场上高手太多，他记得有一次聚会，11 个人里有 9 个是 CCIE，总共拿了 18 张CCIE 证书。他和另一个只有 CCNP的朋友，在这样的场子里，连上场陪练的机会都没有。

转机出现在 AWS。2015 年，这还是个相对新的领域，竞争很少，属于“粥多僧少”。他在6月考下 AWS SAA之后，第二天就收到了面试机会。那张证书的编号在全球只有 8000多号，足见起步之早。

后来他又拿了另外两张 AWS 证书，证书号在全球 4000 多号。三张 AWS 证书加上一年多的实战经验，让他在市场上的处境完全不同。甚至后来公司愿意给他counter offer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AWS 对合作伙伴有证书数量要求，而他手里的证书正好能帮公司维持资质。

也正是这些积累，让他在 Telstra 第一次真正接触Cloud项目时，不至于完全慌乱。那时他已经能在会议上跟上大部分讨论，虽然口语仍然磕绊，但不再完全沉默。工资也涨到十万，总算站稳了一点。

后来老何去了Datacom。那家公司同事来自各个国家，口音多得难以想象。刚开始，他又一次听得一头雾水。半年后，慢慢能跟上节奏，偶尔听懂玩笑，自己也笑出来。南非同事评价说，2016 年时他的英语最多三分，现在能打六分了。他听完也笑，说算是进步。

这些年，证书和项目一点点把自己垫了起来。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能说的，但他能把坑补上，把事做完。慢慢地，在别人眼里，他成了那个能依靠的人。

工作中也更有担当。系统切换时出现问题，是真的Edge case，他第一时间站出来说：“我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，但刚刚出问题了。”他没有甩锅，也没有掩盖。

同事们反复问同样的排查问题，他索性写下一张清单，说：“下次你先做这个 Check。”小动作，却帮很多人省了麻烦。

有阅历有经验的他，更看重outcome，不是看 output。他的工作让现在的公司老板能不带电脑度假两周（老板自己一年前都不敢想），他觉得那就够了。

人世间

不记得哪一部电视剧里说过一句话：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。

老何很早就体会到这句话。少年时，他成绩很好，可家境贫穷让他常常自卑。个子又瘦小，上大学前才一米六出头。高二那年，有一次他帮家里送肥，本来他在前面拉车，父亲和母亲在后面推。上坡的时候，实在拉不动，父亲把他换到后面，自己弯腰在前面拉。他看着父亲背影下渗的汗水，鼻子一酸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强烈感受到父亲的爱，也把责任两个字牢牢记住。

作为家里的老大，他一直都承担这长兄的责任，照顾弟弟妹妹，帮弟弟承担学费。几十年过去，这份角色没有改变。

2018 年，是老何最沉重的一年。女儿休学在家，确诊抑郁症；妻子被确诊为僵硬人症候群，需要长期治疗。他在总结里写过，好多次以为自己撑不下去，心中充满了没有给女儿足够陪伴的内疚。

他承认，自己哭了很多次。有几次，一个人坐在车里，手扶方向盘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还有几次，就在车库里哭。哭完，擦干眼泪，再走出去。

那是一段至暗的时刻，他甚至想过放弃。但后来他说：“出来也是自救，为了生命，为了孩子。”他选择相信孩子，相信生命力。

朋友们知道他的处境，纷纷伸手帮忙。有人陪他跑医院，有人帮他联系医生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在不断地关照别人，我们一大群人，后来大多都拿到了NAB的offer，我至今还记得一大波人在NAB的办公楼里喝咖啡的场景。

生活在别处

和前妻、孩子分开，并不是一时的决定。那段时间，他常常想，到底怎样才算是对家人最好的方式。长久的病痛和情绪拉扯，让每个人都筋疲力尽。反复挣扎之后，他们才共同下了这个理性的决定：保持一点距离，让情绪更稳定，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关注家人。

幸好，澳洲的福利制度也给了她们一个安稳的底：她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Disable Support Pension让她们经济独立，NDIS的budget保证她们日常生活有专人照顾。这样，老何能安心去工作、纳税，定期回去探望。

老何跟女儿的约定：每年圣诞节最少添置一个灯饰，两个人一起组装。

老何独自搬出家门。2023年有段时间，他搞了一辆房车，开到哪儿，工作到哪儿。四个多月里，他去了大洋路、Lake Entrance，Bemm River还有新州和昆士兰。他经常一个人在营地，看着星空发呆，放空自己。一个人的自由。

日子久了，孤单感还是会慢慢浮上来。在他以为日子会就这样平淡过去的时候，一段新的情感悄然进入。不是轰轰烈烈，却像久旱后的细雨，让生活又多了几分希望和笑容。

老何常说：“心怀感恩。”

他是负责任的兄长，孝顺的儿子，养家的丈夫，有愧疚的父亲，也是可信任的同事和朋友。沉重的日子里哭过痛过，如今放下心结，放过自己，开始学着发现生活的美，开始随时光走走停停。

就在头几天澳洲的父亲节，老何收到了女儿的父亲节祝福。又是一个九月，一个欣欣向荣的九月。

2013 年 9 月 18 日的那封邮件，只是一个节点。

真正的故事，是此后一段段片段：帮忙改简历和教面试的朋友，会议里的事故，车里的眼泪，澳洲夜晚的星空。

兄长老何，仍在路上。